1951年，朝鲜战场的硝烟弥漫，刚经历第五次战役的王近山在战后静心反思，写下了深刻的自我检讨。回国后，他被军委高层召见，面对责任，他毫不隐讳地请求组织给予处分。王近山，昔日被誉为“二野的朱可夫”，算得上刘伯承旗下最为出色的将领之一，然而这一次他带回来的是失败的噩耗，令整个志愿军备感震惊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他的仕途轨迹悄然改变，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辉煌。
追溯王近山入朝的背景和第五次战役中第180师的失利过程，2015年3月，王近山作为志愿军第三兵团的副司令员，奔赴朝鲜。他所属的战场已经经历了近半年的对抗，前四次战役虽然挫败了美军，但志愿军自身伤亡亦不容小觑。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发起的规模最大的战斗，争议亦最高。王近山负责调度三支部队——第12军、第15军和第60军。第12军凭借其顽强战斗力被广泛认可；第15军出自秦基伟直接指挥，有着过硬的打击能力；而第60军则旗下包括179师、180师和181师，其中180师在此次战役中扮演了悲剧的主角。
180师的战斗底子并不逊色。起初由1947年建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第24旅发展而来，历经解放战争洗礼，1949年改编为180师并划归第60军。在进入朝鲜前，60军进行了编制调整，179师、180师和181师重新组建。1951年3月22日，180师顺利过境鸭绿江，经过十天行军，于4月10日抵达伊川的一线阵地，表面上似乎一切井井有条。然而，从战斗部署之初，隐患已然埋下。 球友
第五次战役于4月22日打响，第三兵团被赋予了正面突破的重任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及明确的方向。随着战役进入第二阶段，志愿军将主力把控集中向东线转移，整体战局的重心随之改变。此时，第三兵团主力的编成却发生了变动：12军被转隶至东线第9兵团，39军则划归第三兵团，再次调整的表面平衡却彻底打乱了部队的作战节奏。
更为紧迫的是，60军内部也在此时分崩离析。179师和181师被调走，留给军长韦杰的唯有180师，面对这样的人力配置，显然是极度危险的状态。到了5月下旬，北撤的命令如同晴天霹雳，成为了关键的转折点，也给180师的运命划下了分水岭。王近山的指令要求39军提前一天撤离，随即又要求15军也尽快撤回，造成了巨大的缺口。王蕴瑞，时任第三兵团参谋长，战后总结认为，虽然之前布置存在不足，但39军的过早撤回导致了“不可弥补的一大空隙”，瞬间被敌军所利用。与此同时，多支部队的匆忙撤离，180师前后左右皆是在短时间内被掏空，形成空虚之势，远非是一次简单的失误。
恶运接踵而至。在撤退途中，第三兵团遭到美军轰炸，电台设备受损严重，导致通联不畅，命令执行频繁中断，致使180师陷入重围。没有命令、没有增援、没有退路，最终结局惨痛，全师一万一千余人，仅四千多人幸存返回，三千余人伤亡或失踪，最终两千多人被俘。这是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以来的惨重损失，深远的影响超越了一场简单的战斗。学界对于这次事件的分析更为具体指出，这场失利是多层次判断与执行失误的综合结果，并不单一归责于某一个人。尽管责任确有层次划分，但压在王近山身上的负担却显得尤为沉重。 球友
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王近山，详细询问事件经过。王近山没有推卸责任，反而如实汇报，认真检查自己的指挥失误，并主动要求处分。早在朝鲜战场，陈赓就对王近山指出，180师的撤离失利并非出于右倾错误，主要问题在于指挥不当。王近山回国后，刘伯承、邓小平、聂荣臻、徐向前等军委领导逐一与他谈话，鼓励他吸取教训。责任的界定非常明确，然而有一点没有人明说：从此刻起，王近山在朝鲜的职业生涯已无悔往昔的辉煌。
转眼到了1952年秋，经历了180师惨痛教训的王近山依旧留在朝鲜，继续担任第三兵团的实际指挥。并未被调离，这本是出于对他的信任，然而他“代司令员”头衔下的“代”字始终未曾去掉。1952年秋季，志愿军总部决定在战线稳定情况下发动战术反击，压制当面的敌军，以改善防御形势。此时的38军归属于第三兵团指挥。
